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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布新评《那儿》: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和存在困境

2017年12月06日09:18 来源:金沙在线官网-金沙娱乐-澳门金沙线上娱乐《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 王布新

摘 要:曹征路的《那儿》已被当下学界确认为是新左翼文学兴起的重要实践,其主题被归为底层社会的见证批判和革命精神的重访继承两大方面。实际上,知识分子在精神代言实践中遭遇身份错位的复杂性问题,也是《那儿》及新左翼文学不容忽视的重要主题。《那儿》的主人公“小舅”具有工人阶级、领导者和“有机知识分子”三重身份,由于对未来历史想象的缺位,三重身份形成互相消解与错位的悖论关系,使其精神代言陷入革命精神的合目的性危机与身份认同的合法性困境,折射出新左翼文学必须解决又难以解决的难题。

关键词:《那儿》 知识分子 精神代言 身份错位 存在困境

曹征路的《那儿》[1] 已被当下学界确认为是底层文学或新左翼文学兴起的重要实践和文学介入现实的有力尝试。就其主题而言,主要被归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底层社会现实的记录、见证与批判,一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记忆、重访与继承[2] 。其实,除此之外,《那儿》中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继承人的知识分子,在责任承担与精神代言的现实介入实践中遭遇身份错位的复杂性问题,也是《那儿》及新左翼文学不容忽视的叙述主题。

对未来历史的想象和对社会下层的关注是左翼身份想象的两个重要的精神向度[3] ,左翼文学在叙述底层群众苦难、表达反抗与完成未来想象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始终扮演着重要的精神代言者与启蒙者的角色。进入当代后,新左翼文学的话语语境发生了极大变化,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和责任承担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福柯认为,在现代性视野里,知识分子已不再是“向那些仍需了解真理的人道出真理”的人,因为群众“比知识分子更懂,他们肯定能够自己表达自己”,因此,“知识分子的任务,不再是为了表述受抑制的集体真理而或多或少地站在斗争‘之前和之外’,而是参加斗争去反对那种把他在‘知识’、‘真理’、‘意识’和‘话语’领域中变成其有用之物和工具的种种权力形式。”[4] 以《那儿》为代表的新左翼文学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小说文本赋予“小舅”具有精湛技艺的工人身份和认真履行职责的工会主席身份,让他置身于底层社会,亲自体验和见证现实苦难,同时,为了让他“亲自”参与战斗实现对左翼革命精神的重访与继承,小说文本实际上还赋予了“小舅”“有机知识分子[5] ”的身份,让他承担起反抗与精神代言的双重责任。只不过,小说文本巧妙地将“小舅”的“有机知识分子”身份隐藏了起来,形式上强化了他的工人阶级身份,并通过他与叙述者的互文性关系,极大增强了小说文本的叙事张力。

但由于当下特殊的话语环境,新左翼文学尚无法完成对未来的历史想象。而对未来历史想象的缺位直接导致了像“小舅”这样的有机知识分子在继承革命与精神代言的过程中,三重身份之间形成互相消解与错位的悖论关系,其精神代言遭遇革命精神的合目的性危机和精神代言的合法性困境,从而陷入俄狄浦斯式的存在悖论,折射出新左翼文学必须解决又难以解决的难题。

一、革命精神承继的现实困境

马克思主义及其最高理想,是支撑现代中国文学与革命书写特别是左翼文学书写的重要思想理论,左翼文学的重要叙事伦理就是左翼文艺精神。进入新时期特别是经济高速发展而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的新世纪,新左翼文学要继承并发展左翼文艺精神,就必然面对一个严肃的现实性问题: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后革命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如何继承以及该由谁来继承的问题。

应该说《那儿》在此问题上作了较为深入的叙述与思考。小说原名叫《英特纳雄耐尔》,发表时改成《那儿》,实际上就是主人公“小舅”的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唱英特纳雄“耐尔”的时候唱成英特纳雄“那儿”。英特纳雄耐尔即international的汉译,既是鲍狄埃的诗歌《国际歌》的名称,也可追溯到1864年在伦敦建立、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的“国际工人联合会”的简称。小说以国企改革骗局与相关工人的生活情况为题材,深入挖掘了具有革命先烈血统的主人公小舅,如何参与改革和抵抗骗局的悲剧命运。在这里,作者将无产阶级的国际传统、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和革命成功后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等,揉合进对矿山机械厂的历史、改制、收购等的叙述中,勾连起一个具有强大张力的小说时空。显然,新社会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理应极大的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困苦生活,但从杜月梅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生活、工人集体用身家性命购买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工厂而不得的境遇来看,事实情况并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那么乐观。于是,秉持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 “小舅”正式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

从语义学的角度看,“上访”作为一种和平解决现实问题的手段,包含极为丰富的预设性前提,本身就对“革命”的语义进行了解构。主人公“小舅”将上访作为继承革命精神与现实责任担当的一种方式,某种程度上已经预设了上访道路的曲折或悲剧意蕴。小说广泛展现了国企改革政策、领导层收购、工人出钱买自己的岗位、杜月梅被逼卖淫、集体像散沙似的没有凝聚力等一系列状况,使得叙述者“我”和“小舅”在践行革命精神与叙述革命精神之间,构成了知识分子对待革命精神不同态度之间的对话关系。正如萨义德所言,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并能为公众代言的个人,“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6] 。小舅的行为方式显然符合这样的知识分子标准,但小舅工会主席身份作为工人代表和领导干部的双重现实能指,加之在改革过程中被动的成为骗局的执行者和获利者,使得小舅上访为保卫国有资产和工人利益的崇高精神诉求遭到质疑和消解。小舅不得不在继承革命精神的同时,需要不断为自己上访行为的合目的性正名。于是,继承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朴素而崇高的理想,与小舅的“革命爱情”、私人利益等复杂的勾连在一起,使得小舅在上访与正名的双重现实性困境中越陷越深,最后顺理成章的成为“政治性荒诞”的替罪羊。小舅最终只能在生产镰刀和斧头的气锤下自杀以表清白,结束了像小舅一样深陷现实困境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苦旅。

二、知识分子现实介入的身份错位

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特别的身份表征,理应既独立于政治话语,又区别于底层民众。而持“有机知识分子”立场的小舅同时又具有底层民众的阶级属性,还具有工会主席这样的“领导者”身份,因而小舅在介入现实的实践中必然面临合法性身份的质疑,于是“上访”与“小舅”的三重身份之间不断形成隐喻和讽刺关系,并以知识分子的叙述者“我”在叙述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小舅时,展现了知识分子在责任承担与精神代言的实践中遭遇身份错位的复杂性现实问题。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者,在参与小舅的上访工作中,不时的以世俗观念代言人的身份,对小舅上访的动机与上访的预期结果持怀疑态度。这样,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便在这样的叙述张力下产生了两个向度:一个是以小舅本真的出发点为代表的、机械厂退休的老领导们支持上访并要小舅相信党的信念的发展方向;另一个是以小舅外显行为效果为代表的、国资委留洋博士质疑小舅的代表资格及“你想要什么”的事件客观发展方向。小舅在遭遇上访崇高目的性的信任危机后,又遭遇了身份合法性的质疑。小舅是机械厂的工会主席,是最没有实权的闲职,但小舅却被群众划为领导层的“非无产阶级者”,事实上小舅也在之前的工人出钱购买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岗位事件中,充当了领导人剥削工人的工具与同谋者的角色。这并非小舅的初衷但却成为事实。正因此,作为叙述者眼中有机知识分子的小舅才会在接下来的事情发展中充当反抗者的角色,想将功赎罪却越陷越深。小舅的行为成了“俄狄浦斯”式的生存悖论:越是想尽力洗脱欺骗同胞的罪名,罪恶感越是在不断的努力中不断被加深。第一次小舅在参与机械厂“改革”的时候,小舅作为工会主席,是国家干部,要完成党的任务,于是小舅做群众的工作让他们接受了改革的方案,让工人掏钱买自己的岗位,但这些钱最后被贪污了。小舅的初衷是要挽救日渐衰微的机械厂保卫国有资产,结果自己的努力却成了领导设计骗局的执行者,而且这只是故事的开始。后来小舅识破了港商空手套白狼的行为,极力想通过团结工人来阻止国有机械厂变成私人的既得利益,并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洗脱之前“被”骗工人的罪名。但一切努力都随着29号文件的出台而告败,小舅的行为再次失去了本来意义。极具反讽意味的是,小舅领导的反抗斗争失败后,小舅竟然“客观上”获得了3%的股份,使小舅的努力和身份立场忽然出现倒转,于是在多重身份错位中,小舅的上访行为在政治性荒诞中彻底宣告失败。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叙述者“我”在叙述小舅的反抗斗争过程中,始终没有确证小舅的有机知识分子身份,他既不是工人推举上访的代表,也不是改革骗局的利益受害人,甚至还成了被动的既得利益者,似乎并不具备“被逼反”的朴素理由。这样也就预示了小舅的初衷和行为既无法得到主流阶级和底层民众的认同,也无法得到知识分子的身份确认,深度触及了当下知识分子在现实介入时遭遇的身份尴尬与存在困境。

三、知识分子精神独立性问题与话语重构

知识分子在继承革命精神与精神代言时遭遇身份错位的现实性存在困境,必然要引出另一更为严肃的问题:即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问题或精神独立性问题。这也是左翼文艺精神被“引入”当代时必须面对的诸多重要问题之一。尽管左翼革命精神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没有改变,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革命方针也没有改变,但左翼革命精神的主体、对象以及生存环境却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像主人公“小舅”这样的有机知识分子,理应成为左翼革命话语的继承者与实践者,理应成为遭受压迫的底层民众的精神代言人,但他们的继承与实践行动本身又对他们的既有知识分子身份和相应权力形成了消解。即,知识分子作为底层民众的精神代言目标是削弱某种对底层民众造成压制的政治话语权力,但知识分子代言权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话语权力。这样,知识分子的代言实践就与相应的政治话语权力形成既冲突又互相作用的合谋关系,使得像小舅一样的知识分子不再仅仅是“向那些仍需了解真理的人道出真理”的人,而同时也成了“一种阻碍、禁止和削弱这种话语和知识的权力制度”的“代理人” ⑦。因此,由于这样的身份错位,“左翼时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独立的左翼革命精神,进入当代后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质疑。

如上所述,主人公“小舅”虽然真实身份是有机知识分子,上访的真实目的是继承左翼革命精神(解决底层民众被欺压问题和保卫国家利益),但他已无法成为“向群众说出真理的人”,也无法成为通过斗争去反对那种把他“变成其有用之物和工具的种种权力形式”的知识分子。于是,当小舅置身于革命与爱情、苦难与抗争、阶级对立与革命理想等左翼式语境时,处处遭遇身份错位的现实性困境:上访本想为工人讨回公道,但却被群众认为是怜惜当了“霓虹灯下哨兵”的旧时情人;动员工人购买自己的岗位本是想保住机械厂,但最终却沦为收购骗局的执行者;再次上访本想为自己正名,但却被政治话语解读成了谋求私利。这绝不简单是单纯的强权政治话语,我们回过头来再仔细分析小舅的“工会主席”身份会发现:如果说左翼时期工会是受压迫的工人阶级联盟的话,那工会主席理所当然的就是左翼革命的实践者和工人的精神代言人;但进入当代后,工会与工会主席的话语意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语义偏转,很大程度上已演变为当权者规训有机知识分子的一种方式,工会主席已背离受压迫群众的群体而成为与某种政治话语权力合谋共生的另一种话语权力的拥有者。所以,仍然秉持左翼精神立场的小舅已注定无法完成使命,他的自杀某种程度上正预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独立性的死亡。

值得庆幸的是,《那儿》并不仅仅是对知识分子精神独立性死亡的简单凭吊,而是通过知识分子的叙述者“我”与秉持左翼精神立场的知识分子小舅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互文”和“对话”关系,实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继承左翼革命精神话语重构的尝试。小舅的悲剧是由处于迷惘、困惑和质疑中的我叙述完成的,两者的思想历程正好呈相反的发展向度但却同时完成了精神自我救赎:小舅执着的精神立场在遭遇身份错位的现实困境中不断走向消亡,生命消亡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救赎;而叙述者我在叙述小舅遭遇的过程中由质疑(行为)—怀疑(效果)—同情(判断)—认同(立场)一系列情感变化中开始真正接受“小舅”的革命精神立场,实现精神的自我救赎。由此,小说的结尾故意安排叙述者叙述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客观的叙事效果是叙述者“我”还给了小舅一个“瞑目”⑧。但事实上,与其说叙述者“我”是还小舅一个瞑目,不如说是实现自我精神救赎的知识分子“我”自我反省后的一种觉醒、一种期许。也许这才是新左翼文学成为当下文学主潮的重要思想基础和革命理想守护的重要标识。

 

注释

[1] 发表于《当代》2004年第5期。本文讨论的文本均引于此。

[2] 何言宏:《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3] 曹清华:《何为左翼,如何传统——左翼文学的所指》,《学术月刊》2008年1月。

[4] ⑦[法]福柯:《知识分子和权力法国哲学家M.福柯和G.德勒泽的一次对话》,陆炜译,《哲学译丛》,1991年第6期。

[5]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6] [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17页。

⑧本刊特约记者:《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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